文/王小竹 娄军
在东京的街头，并没有很多人能认出是枝裕和——被西方影评界视为“新日本电影新浪潮”(20世纪90年代晚期)一代“思想最为严肃的导演”。他已经拍摄了九部故事片和更多的电视纪录片，在国际上屡屡获奖，不过在国内，他的电影却偶尔会登上“年度坏片”的排行榜。他擅长的家庭伦理片在日本的观众数量甚至不足法国的一半。“在日本，人们已经不把电影当回事了，看电影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件郑重其事的事情，电影已经沦为迪士尼乐园一样的娱乐项目了。”是枝裕和说。
这个有时候会感到孤独的导演倒并没有因此难过，“好也罢，坏也罢，总之我跟日本电影工业联系不紧密，我跟它不是休戚相关，这样我可以轻装上阵。”他说。他既不怎么看日本新电影，也安于自己在国内没有许多观众的现实。
是枝裕和最喜欢的导演是侯孝贤，《童年往事》曾经狠狠地激起他的乡愁，让他开始感受祖辈和父辈的人生。他的祖父与祖母都姓是枝，在当时的日本，同姓不可通婚，两人便私奔到了台湾，是枝裕和的父亲便是在高雄出生的。“二战”之后，父亲被遣返日本。生长于上世纪40年代东京的是枝裕和常常不甚着意地听父亲讲述自己年轻时代的往事、那一代人的理想和命运、战争与历史带给人的惊愕和茫然。直到他在侯孝贤的电影里看到台湾，父亲口中带着晦明而温柔的光晕的台南，以及那逝去的时光，像一首古老的歌曲，一下子被唤了起来。他的眼睛里带上了一抹前尘旧梦，看什么都习惯于隔开一定距离、居于幽暗而独自体味。
“我想用记录来探索真实，也想用纯粹的虚构来探索它”
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是枝裕和进入TV Man Union(电视人联合会)，拍了将近十年的纪录片。
他的纪录片涉及的主题十分广泛。既有社会事件，如伊南小镇学校一个班级的学生喂养一头小牛的经过，社会福利局官员由于理想幻灭而自戕的事件后续；也包括诗人宫泽贤治、电影导演侯孝贤和杨德昌，以及流行乐手Cocco等人的传略;他还关注一些社会边缘人，如战时流落日本并冒充日本人50年之久的朝鲜人，日本首位公开承认自己经由同性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的平田裕，由于一起医疗事故而导致短期记忆丧失的关根宏，东京的智障儿童，等等。在这些纪录片中，他始终在探讨社会与人生的真实性问题，并形成了自己严肃持重、关注社会、思考内心、克制情感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对他日后拍摄剧情片产生了深沉的影响。
几部剧情片最初的灵感都来自于他拍摄纪录片时期的积累。
处女作《幻之光》，讲述了一个悲伤而困惑的少妇面对丈夫自杀这一事实所做出的努力，这个故事得自于他在拍摄《但是……在这个扔弃福祉的时代》时的经验。那位自杀的福利局官员的遗孀，她的挫败、悲痛、疑虑和孤独在《幻之光》中回荡。不同的是，是枝裕和在纪录片中直接追究了这起死亡悲剧的肇因，当他采访东京市政厅一位将责任推给下级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时，画面停在一座冰冷生硬的建筑物上，整个灰暗无名的权力体制遭到了是枝裕和镜头的审判。而在《幻之光》里，死亡则被展示为一种隐秘的、无缘无故的欲望，女主角先后有两位至亲——奶奶和丈夫——平静如常地离开家门，莫名地去寻找死亡，女主角所有的悲痛都笼罩着一层黑色的无缘由。
纪录片《当记忆失去了》与剧情片《下一站，天国》，同样探讨了记忆对自我认同的意义。
《当记忆失去了》中，一位因医疗事故而脑损伤的人，无法贮存和忆起新的经验，每天早上都要重新面对与记忆中不甚相同的妻子和孩子，反复被告知自己已然失忆这个事实，生活之流被截住，只是不断重复痛苦的音调。是枝裕和连续数年跟拍这个男人，并追究了悲剧的原因:那不是一起意外的医疗事故，而是由于政府不透明的缩减成本政策，致使医生没有在手术后给这个男人注射维生素添加剂。这一状况同样导致了其他一些病人的脑损伤。
两年后的《下一站，天国》中，是枝裕和以仿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一组超自然的故事：在去往天国的中转站，刚刚死去的人需要选择一段记忆，由那里的工作人员拍成电影，然后带着这段唯一的记忆被送往天国。
拍摄前，是枝裕和采访了500个日本人，他们的生活跨越了日本动荡的20世纪，一些人后来被选进剧组，与职业演员共同参与拍摄，职业演员的部分台词也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与故事。比如死后的“伊势谷友介”拒绝为自己的记忆拍电影，他认为，“我的记忆会结束，最终消失，变成想法。回看过去，我想我脑子里创造的，会比记忆更真实。在活着的过程中，我一直都是为了单一瞬间——‘此时此刻’——而活，现在看来，太痛苦了。”
作为一位导演，是枝裕和将生死中转站设定成一个剧组，帮助从这里经过的人们细数眷恋、澄清思想，似乎生死之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忆。这是个浪漫而充满想象力的主题:死去的人，展现活着。然而，是枝裕和赋予它的却是冷静而客观的表象。影片开始，工作人员平静地对逝者说:“或许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还是遗憾地正式通知您，您刚刚亡故了。”——所有的基调就已经被奠定了。
导演贾樟柯说他看了《下一站，天国》后很兴奋，“因为我一直想，如果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现实到极点，会不会出现某种表现主义、抽象的东西，但我一直没能做到。看到是枝的影片，他做到了。他用纪录片的手法，但给观众的却是表现性的感觉、抽象的色彩，整个电影有一种抽象性，非常纯净。”对此，是枝裕和说:“我想用纪录来探索真实，也想用纯粹的虚构来探索它。”
随着年岁的增长，是枝裕和不断加深着对记忆与真实人生的体味。深思熟虑与情感投入，对创作者同等重要，记忆则同时包含了这两点。对于是枝裕和来说，记忆并非简单的记住，而是通过沉思反省才能获得的东西。追忆是一种艺术，是当人需要扩大自己的感觉时的一种技能。
母亲去世后他拍了《步履不停》，带着许多他平生的印记。他感到仅仅记住一些往事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如何被表现，如何成为慰藉，“如果不把和母亲最后这段共度的时间中回忆起的东西做个整理，我就无法继续前进”，“我是个执着于记忆的人”。
在纪录片中，是枝裕和是历史、社会与制度的思考者，战后日本的都市景观与当代日本常常交错出现在画面中，形成历史的参照。在剧情片中，是枝裕和是个有城府的诗人，面对人性的复杂，他不想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一旦想明白了，可能我就会对这件事失去兴趣了。所以我故意不去找答案。”